以成败论乾隆,极易陷入“结果导向”的简化史观。若以疆域、人口与国库规模衡量,乾隆一朝确臻古代中国之鼎盛。他平定准噶尔与回部、将新疆纳入版图,完成历代未竟之业;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虽寓禁于征,却也成就一代文化盛举。以此观之,乾隆可谓“成”之典范。
然而,成败之尺亦能量出其“败”之深重。闭关锁国、轻视西学,令中国错失工业革命先机;吏治由盛转腐,和珅专权埋下王朝衰颓之伏笔;文字狱与思想钳制,更扼杀了社会活力。其“十全武功”耗竭民力,盛极之下,危机已生。
故论乾隆,不宜止于“成”或“败”的单向标签。他既是盛世之缔造者,亦是近代中国落后之奠基人。其功绩与局限,恰是理解帝制时代逻辑与悲剧的关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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